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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9/02 18: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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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改革是金融改革的主线,没有银行业改革做排头兵,其他一系列金融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当时国家银行体系的变革,本质上是改变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银行体系”。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瓦解之后,工、农、中、建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恢复和设立,渐渐打破了原来照搬苏联的单一国家银行模式。   1984年,我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时,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已经恢复,不像以前实质上仅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而是独立自成系统,执行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相关业务。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恢复和设立后,我国银行业实现了从单一国家银行完全垄断结构向四大国家专业银行分割型市场结构的转变。不过,这一体系和现代银行制度不能相提并论。   记得刚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时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称为专业银行。但实际上早期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并不是专业银行。当时所谓的“专业”,只是商业银行业务——存取借贷在地域、行业范围上的行政划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当时是按照行业管理的思路来设立的,分别在城市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服务,不仅没有相互竞争的意识,更没有现代银行的理念和经营思想。   不同于现在相对比较开放的金融体系,当年由于历史原因,金融管制严重僵硬化,我们称之为“既要有钞票,又要有粮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资金制度上采取分割式的切块管理,比如上海和江苏的资金不能互相之间自由流动。在银行管理方面,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各地需要的资金规模分开下发。因此,贷款也不是想放就能放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资金,给了“钞票”,但如果想要花出去,进行贷款业务,也需要“粮票”——贷款额度。这种封闭的银行经营模式同样体现在同城之中,比如“一个企业在徐汇区办工厂,那么只能在徐汇区办事处附属的机构办理开户和资金收付手续,徐汇区的就不能去静安区办。   在这种背景下,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成立时,其经营范围、资金投向都有严格的划分和限制,当时不存在竞争,四大商业银行处于垄断经营的状态。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状态显然不行。基于此,当时提出了“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拆墙”的口号,提倡要打破银行垄断,展开竞争。   此外,引进外资银行的工作也陆续展开。20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保留有汇丰、渣打、东亚、华侨银行四家外资银行,但没有什么业务,仅一块招牌而已。为此,我们曾根据市委的部署多次前往北京,反映上海方面的要求。后来,国家终于决定上海再引进一批有实力的外资银行,重新向外资机构打开大门。我记得九十年代初,一次就引进美、德、日七家知名的银行,并引进美国的友邦保险公司。   与此同时,招商、光大、中信、福建兴业、民生、华夏等银行也进入上海。在中央支持下,批准成立了浦东发展银行。随着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其中不少都在上海设立了分行。由此就形成了如今的多样性的金融体系。   就这样,通过一步步的改革,上海逐步确立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也为以后各项金融改革的推行,为重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组建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银行业体制的改革渐渐深化。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同时弥补当时上海建设资金的严重不足,“应当有一个专门设在上海、立足上海发展的银行”这一改革建议被提上议程。   1986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宣布在上海办一家银行。当时全国还没有一家股份制银行,除了工、农、中、建以外全国没有第五家银行,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如果上海能办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也是一个宝贵的机遇。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   我记得筹建组的组长是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前财政局局长顾树桢,此外还有当时的财政局副局长余瑾、上海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原工商银行静安区办的主任陈恒平。同时,我也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代表参与筹建。   我们在筹建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筹建的银行应该叫什么名字。当时上面只是让组建一家银行,并没有具体指定。我们比较倾向叫交通银行,因为交通银行是老银行,解放前就是国民党管理下金融体制的重要机构之一。但是,命名为交通银行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台湾也有交通银行,香港也有交通银行,会不会引起纠纷成为组建班子的一个疑问。   由于组建成员们在外交上都没有经验,就决定到香港咨询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意见。我们请教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李储文,李储文认为,当然可以叫交通银行,假如台湾方面有意见,愿意主动找我们商量谈判更好,如果没有反应就算了,能够有这样的机遇就要抓住,因为我们恢复设立的就是原有的交通银行。实际上,交通银行的招牌、营业执照都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仓库保存,所以交通银行不能叫建立,而是恢复。   另外,我想提到的一点是,金融改革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就能完成的,它是在各方的助力下才得以顺利展开的。交通银行选址时看中了位于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行址)的金城大楼,金城大楼是我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也是中国人开设的银行建筑中最讲究的一座。上海市政府对交通银行筹建极为重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阮崇武,带我们到现场勘察,并拍板敲定了这座大楼作为交通银行的办公场所。当时,该大楼由市财办下属的一家饭店租用,市财办的潘其昌、王光俭听说后,立即腾出房屋,让交行进驻,从而顺利完成选址的任务。   重组的交通银行采取了股份制的产权形式,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重组初期,要在外省市建立分支机构,但遇到一些阻力,他们担心权益受到侵害,没有保障,于是决定实行“二级法人制度”,总行和各分支行各为独立法人,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这使得交通银行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国性的网络布局,为国民经济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总、分行二级法人制度”实际上是“退一步进两步”策略。二级法人制度是一个超出常规但适合当时国情的方法。看似不可行,总行是一个法人,分行也是一个法人,但是,当时搞二级法人制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是当时金融改革的一大突破。分行作为独立法人,就有独立的权利,总行就不能随意调走资金。依据二级法人制度的优势,交通银行在组建后的不久就把机构铺满全国。   此举是从当时国情出发的特殊之举,“退一步”是指从一级法人制度退到二级法人制度,管理分散;“进两步”指帮助资金打破原有的分裂局面,不存在地区管资金的障碍。假如当时一定要按照一级法人制组办,保守来讲,交通银行的建设至少要推迟五年。实际上,当90年代情况改善后,交通银行又改为了一级法人制。   1987年4月,交通银行作为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上海开业,其南迁与复业标志着终于有了总部设在上海的银行。从现在看,中央决定在上海重组交通银行是对上海发展经济的有力支持,是对金融改革和上海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持。   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上海曾被称为远东最大国际金融中心,解放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渐渐丧失昔日荣耀,之所以到如今又能重拾当年的地位,要归功于八十年代前赴后继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在所有的改革旋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无疑是最精彩华丽的一章。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值得人玩味的历史曲折和传奇。   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首先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上海第一支股票到底是哪支。熟悉中国金融发展历史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鼎鼎大名的飞乐音响,这支股票是1984年11月18日由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此后,被邓小平当做外交礼物送给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也因此驰名中外。不过,对于上海第一股也存在另外一种说法。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的吴言涛曾写信给我,说上海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不是飞乐音响,而是上海川沙县(目前归并于浦东新区)的一个集体企业。这家企业是上海市第一家申请发行股票的企业,后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允许该企业发行50万股票。从法律角度说,这家企业的股票可以说是上海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不过,我认为虽然该企业发行股票在前,但真正能代表上海第一股还应该说是飞乐音响。主要是因为该企业发行股票不久后就关闭了,而飞乐音响至今仍活跃在A股市场。相对而言,飞乐音响从时间上是第一批发行股票的企业之一,后来邓小平同志还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送给了1986年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名气也比较大。而且,后来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时的“老八股”里面也包括飞乐音响。从这些意义来讲,飞乐音响应该称为上海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实际上,在上海之前,全国其他地区也已经有了股票发行。北京天桥也是有名的。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金融改革比较活跃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辽宁省的沈阳市,一个是河南省的周口地区,这两个地方早期也发行股票,但不很规范。   有了股票就要交易,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业,其相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堪比梧桐树协议之于纽交所。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新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西路1806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挂牌买卖,当天上市的100股股票不到一个半小时即被抢购一空。   但静安证券业务部毕竟不是正式的证券市场,也不能代表上海的证券市场已经建立。只有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才是证券市场正式建立的标志,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证券交易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利用。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事项也多次被提上议程,但总体意见是认为马上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机未到。   转折出现在1989年。当时,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一个重申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国家形象的有利契机。为此,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召开了著名的“康平路会议”。我记得是12月2日,不是别人说的11月2日,在上海市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镕基市长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一个是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以及主管经济的领导都参加了,副市长中不属于常委但是主管经济的也都参加了。除此之外,由于当时的证券市场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辖,还邀请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刘鸿儒,市人行正副行长,工农中建交的行长以及上海市体改办相关领导。另外,还有两位理论界代表,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陈彪如,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刘波。   外资银行引进的问题一致获得同意,而当进入证券交易所建立的议题时,现场有些不同观点。当时朱镕基市长先征求了李祥瑞的意见,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对于朱镕基市长提的“交易所可不可以建”这个问题,李祥瑞认为,交易所建立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之后,朱镕基市长就这个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如果有100家企业实施股份制,其中有一半可以上市,到那个阶段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朱镕基第三个问到的是贺镐圣,他的回答是“不管它了,先建起来再说”。   针对我们的顾虑,朱镕基曾说过一句话,“老李、老龚你们两个不要担心,真正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在第二线上”。但即使如此,要敢于“只身犯险”,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随即在康平路会议上,朱镕基市长拍板成立了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负责证券交易所筹建的领导工作,“三人小组”的成员就是李祥瑞、贺镐圣和我。办事机构设在人民银行市分行。   “三人小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三人直接对朱镕基负责。这样处理有很大好处,比如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代表,按照组织原则,参与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出意见就需要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实行党组制度,要党组取得一致意见,我才能做,这样一来,程序就比较麻烦,有时时间上不允许。李祥瑞和贺镐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对朱镕基市长负责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以边报边做。   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正式开启。鉴于国内对建立证券交易所持怀疑态度,总认为建立证券交易所是搞资本主义的东西,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朱镕基市长确定了“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的工作方针。“三人小组”在筹备期间,相继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包括定位、规则以及与各方面协调等具体操作等问题。   首先是定位,筹建过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导思想和定位就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1990年4月,时任国务院股总理的姚依林来上海调研,当时我作为代表,负责在随后召开的金融组讨论会上汇报上海金融改革情况。在会上我介绍的主要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事宜以及具体规划,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实行非营利单位会员制,会员就是证券机构,凡是上海的证券机构都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得到批准后,就可以成为会员。   对于这个提法,当时有参会人员提出质疑,认为会员不能只是上海的机构,如果排斥外地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变成了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不符合之前的设想。我认为他的意见非常中肯,当即把这项条款更改为“凡是在上海设立营业机构的证券机构,经过申请和批准都可以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最终明确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的定位。例如,当时的浙江证券公司就是第一批会员,而且成为第一届的理事单位。   当时筹备工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交易所采用什么方式来交易。一般比较传统的方式是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例如当时东京交易所就采用打手势语的方式。我当时建议上海证券交易所也采用这种交易方式,主要考虑到打手势可以营造交易的热烈气氛。不过在培训过程中,培训人员还是会出现打错的情况,这种错误却是一次也不能出现的。当时同样参与筹建工作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主张电脑配对交易。   这堪称是一项创新举措。不过在此之前当时的外汇调剂中心即后来的外汇交易中心实际上也采取电脑配对交易,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原理类似。只是由于当时的外汇调剂中心交易数量有限,并没有完全发挥出电脑配对的优势。量变引起质变,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是海量的。尉文渊聘请另外一位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专业方面的老师谢玮,独立地成功实现了电脑配对交易。这一新的交易方式在国际上都堪称首例,后来,有些国家还来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取经。   1990年12月19日,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帮助,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正式成立了。那天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上海市外白渡桥的北头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当时,朱镕基市长在开业仪式上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鸣锣开市,在交易所门口举行的揭牌仪式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黄菊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同志一起将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揭开。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仪式的刘鸿儒和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周道炯以及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周正庆后来先后担任证监会第一、二、三任主席。   我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个重要体会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多困难都是与上海市其他部门合作才最终才得以解决的。例如,根据之前的设计,证券交易所准备安装50部电话,需要配50根电话线,但当时安装电话不像现在这般容易,要一次性安装这么多电话也比较困难。后来时任上市市委副书记的吴邦国同志得知这个问题后,通知我们,由他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并最终成功在两个月内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安装好50部电话。   回顾这段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始终认为,在整个金融改革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个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也不过是集中了别人的贡献。而对金融业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能动摇,金融业的改革更应当早走一步,以服务实体经济。   来源:《口述上海--金融改革发展》   口述:龚浩成   整理:王菲 。 酒粕泥膜 责任编辑:潘翘楚

  • 2020/09/02 18: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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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MOY美白洗面奶批发厂家;厂家批发微信:【 NKKK 7 8】,护肤品,彩妆工厂代发,出厂价批发,量少可代发,欢迎联系!   8月沪深两市整体呈现振荡整理格局,成交量虽然有所回落,但日均成交金额仍然保持在1万亿元以上。周一公布的PMI数据显示经济边际改善趋缓,但经济复苏动能仍在。另外,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继续回升,支撑市场向好的逻辑并未改变。上市公司半年报落幕,盈利等指标均较一季报有明显改善,体现了疫情的冲击正在缓解。证券需求端虽有所回落,但情绪仍偏积极,前期回补的多单仍可继续持有。   从领先的月度经济指标来观测国内经济基本面情况如下:8月官方制造业PMI数据为51,略低于前值。从具体分项来看,生产分项改善继续趋缓;出口订单虽然仍位于荣枯线下方,但相比上月继续回升;受此拉动新订单指数比上月进一步回升。PMI价格分项数据显示出厂和原材料价格仍均位于荣枯线上方,出厂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参考8月PMI价格分项数据,PPI有望进一步回升。另外,据市场预期8月CPI或将有所回落,这样一来PPI与CPI价差将进一步收窄,这样的宏观环境利于周期股的复苏,建议投资者关注可能出现的风格转换。综上,经济复苏动能仍在,虽然边际改善趋弱、结构有所分化,但支撑市场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企业盈利数据持续明显改善。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95.1亿元,同比增长19.6%。进入三季度虽有季节性因素影响,工业生产和利润受价格上行推动,继续修复。一季度为下降36.7%,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8%,从二季度具体数据来看,其中5月、6月利润分别增长6.0%和11.5%,增速逐月加快,三季度开局延续了这种情况。7月11个行业实现正增长,从行业分项来看,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利润修复较快,消费相关行业继续保持高增长。上市公司半年报公布完毕,沪深两市全部已上市公司中80.5%的公司实现盈利,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整体营收较上年同期也略有下降,降幅为2.9%;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18.2%。环比来看,业绩二季度增超过两成,上市公司大幅增加研发费用支出。分行业来看,食品、农林牧渔、通信、券商、化工、医药等行业景气度较高。综上,上市公司半年报各项指标均较一季报明显改善,体现了疫情冲击正在缓解,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强劲韧性。   从证券的供需两端来观测市场,8月供给端整体回升而需求端小幅回落。具体来看,8月供给端整体回升,与上月结构不同,增发募资额大幅回升,首发募资额有所回落。关注后续两市新股发行,尤其是注册制下创业板发行速度,以及新三板精选层挂牌进展对市场带来的影响。8月需求端来看,两市日均成交金额回落至1万亿元水平。不过融资余额自今年7月初以来持续走高,近期水平为2015年8月以来新高,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杠杆端资金情绪积极向好。另外,从估算的开放式基金股票投资比例来看,月内机构资金仓位近期维持在67%左右这个年内高位水平,机构较高的仓位短期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新成立偏股型基金份额虽然比上月有所回落但仍为年内高位,新成立基金有建立底仓的需求。整体来看,需求端情绪虽有回落但整体仍偏积极。   综上,从经济指标、企业盈利情况以及证券市场供需基本面来观测市场,整体并不悲观。投资者前期回调时回补多单仍可继续持有,同时投资者也可以关注市场可能出现的风格转换。   (作者单位:西南期货) 责任编辑:陈修龙

  • 2020/09/02 18: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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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零售业务。招商银行的战略定位是“一体两翼”,零售为体。零售业务占比已经超过了50%。在今年这种特定的形势下,其实零售业务受到的冲击和影响在短期内是比较大的。招行零售贷款投放速度低于对公贷款,而且相较于上年的增速也是低的。这样对RWA(风险加权资产)和整体的资产收益率而言,受到的影响比市场平均水平可能要更大一些。其次,今年不良贷款额比去年末增加了30.53亿元,这里面主要来自零售贷款,尤其是信用卡贷款。今年新生成的不良贷款也主要是来自于零售,这是招商银行面临的个性问题。   二是资产负债结构。招行负债来源主要是来自客户存款,客户存款的绝大部分、超过60%是活期存款。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好的。但是在今年的情况下,这一类负债的成本是刚性的,比重越大就越刚性,所以在今年上半年,招行的净息差就受到比较大挑战。   “上半年净息差是2.5%,其实说实话我自己都觉得不是很理想。”田惠宇说,这是招商银行独特的业务结构和特定的资产负债结构决定的。从长期看,是好的,但是从短期看,如果仅仅看一个季度或6个月,那可能就是问题。所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有时候得之于此,有时候就失之于此。   在业绩推介会现场,有分析师提问,招行今年二季度的客户基础和资产管理规模继续强劲增长,不管是私人银行还是零售客户AUM都是如此。但是二季度手续费增长环比、同比都略有放缓。   招商银行副行长王良表示,招行上半年手续费收入增长略有放缓,主要是因为收入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增长亮点是代销公募基金,利用资本市场上半年特别火爆的时期,公募基金的销售量及销售收入带来了翻倍增长。第二个亮点是理财业务收入。今年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超过200%,主要是因为去年上半年理财业务手续费收入处于低谷,今年上半年理财业务规模尤其是新产品转型方面成效非常明显,理财业务手续费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第三个亮点是托管业务。上半年,托管业务规模较上年末增长10.05%,托管费收入同比增长13.9%。   手续费收入主要的缺口包括以下方面:一方面,信用卡业务一季度受到疫情冲击,无论是信用卡消费额还是贷款规模都出现了下降。另一方面,代销保险手续费收入、代销信托计划等,由于线下销售受到疫情防控、人员隔离等多方面的影响,同期相比出现了减少。最后实现代理保险收入40.59亿元,同比微降0.42%;代理信托计划收入36.56亿元,同比增长3.51%。随着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预计下半年手续费收入会出现比较好的增长势头。   “我们能做到,当整个经济形势向好、银行业利润增长向上的时候,利润增长保持比较快的水平;当经济形势不好,银行业利润下降的时候,招行的利润增速下降幅度会更小一些,保持招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王良表示,上半年整个银行业利润增长是-9.4%,招行利润增速是-1.63%。与其他银行相比,招行的负增长幅度是比较小的,这体现出了招行差异化的优势。   针对下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利润增长是否会持平,或者继续下降?会是什么趋势?王良判断,为实体企业减费让利的政策还会继续贯彻落实,银行业风险还处于上升的周期,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今年完成3.4万亿元的不良处置,这需要银行业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必然会对银行业利润带来很大的增长压力。尽管招商银行的不良率、不良额、关注类等指标都处于比较稳定和可控的局面,但综合外部大形势来判断,短期内招行利润增长仍有一定压力。从长期看,由于招行整体的基本面较好,招行有信心继续保持差异化的优势。   信用卡不良高点已过   截至2020年6月末,招行不良贷款余额553.2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0.53亿元;不良贷款率1.14%,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440.81%,较上年末提高14.03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5.03%,较上年末提高0.06个百分点。   招商银行首席风险官朱江涛表示,该行上半年全行资产质量保持稳定。从整个结构来看,上半年对公贷款整体不良生成同比有所下降,二季度加大了对存量潜在风险客户下迁的力度,关注贷款额下降比较快,关注贷款率也处于下降通道。从全年安排来讲,出于审慎的原则,招行下半年对于对公的整个关注类贷款,还会进一步加大下迁的力度。   从整个对公潜在的风险情况看,招行目前处于延期还本付息状态的客户贷款余额还有695.32亿,其中约670亿是公司类贷款,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交通运输行业,两大行业占整个对公延期还本的比例达到70%。该行对全年对公贷款质量的判断是:整体对公不良生成额同比会有所下降,关注率和逾期率大概率也会有所下降。   从零售资产质量情况看,上半年基本保持稳定。整个零售贷款不良生成同比略有上升,大概上升10亿。展望下半年,从零售资产质量的过程指标看,也是处于下行通道。在延期还本付息状态的贷款中,零售贷款余额约25亿元,金额比较小。从总量看,累计办理延期还本付息的客户贷款总额1332.11亿元。其中,已经进入正常还款状态的大部分是零售贷款。从零售这部分贷款看,资产质量下迁的比例比预期要好很多。因此判断,总体来讲零售贷款的风险是可控的,预计全年的零售贷款整体资产质量会保持稳定。   信用卡贷款方面,一季报披露时判断6月份将是今年信用卡不良生成的最高点,8月份将是次高点。受到疫情影响后,招行按照监管的要求执行了信用卡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但5月份开始,已经逐月收紧了这一政策。在刚刚通报的目前仍处于延期还本付息状态的贷款中,信用卡贷款余额已经为零。所以判断,如果客户在5月份申请信用卡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往后延3个月,8月会是不良生成的次高点。总体来看,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生成后续还会维持相对高位。整体的风险判断,后续还要看两个因素:个人居民收入变化和就业形势变化。因此,对信用卡贷款资产质量的整体判断是:不良生成还会维持高位,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个人判断,总体的高点已经过去了。   关于全年信用成本的问题。上半年信用成本(年化)是1.66%,较年初上升0.32个百分点,这与上半年不良生成同比有所增加的情况相符。招行判断今年全年的信用成本比年初还是会有所上升的。   朱江涛表示,招行上半年处置不良贷款共计251.91亿元人民币,同比有所增加。下半年可能会维持上半年的处置力度,不会减弱。今年全年的处置量较去年肯定会增加。拨备覆盖率会在440%-450%的水平上下波动,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反对爆款基金   招商银行行长助理刘辉表示,招行非常支持、正面评价资管新规延期一年的决定,公司也会按照既定的目标和规划来实现顺利转型。从上半年披露的数据看,整个行业保持稳健、相对较快转型的发展态势。   刘辉说,银行口径的资产管理规模去年底大概在23.4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公募基金加上基金子公司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银行理财的总规模。   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今年整个权益市场快速发展的态势;二是从理财自身角度看,净值型产品发展速度非常快,老产品保持平稳的压降。延期一年的政策出台后,整个行业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清晰的步骤对老产品和存量产品进行有效退出。“刚兑型产品”就像双刃剑,如果它们的无风险成本高而又不能有效压退的话,实际上净值型产品的发展也会受到一些制约和障碍。所以,随着老产品的退出,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一些净值型新产品,会有一个更快的增长速度。   关于理财规模、收入方面,理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看它的老产品能不能平稳压降,新产品能不能有效承接压退下来的规模。如果规模可以实现有效、平稳的增长,收入增长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   从招行数据看,上半年新产品的规模1.0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9.08%,占理财产品余额(不含结构性存款)的45.80%,较上年末提高14.58个百分点。从收入的角度看,上半年实现了56.5亿元的全口径受托理财收入,其中,银行销售端的收入加上分行渠道收入大约36亿元,理财自身管理费收入约20亿元。因此,随着理财规模的平稳增长,理财收入也实现了平稳有效的增长,上半年同比增幅达到了120%。当然,理财收入高增速有一些一次性的因素,并不能完全用这个数去类推。   田惠宇说,疫情到来之后,非接触式的服务给招行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招商银行持续推进的零售数字化转型,在这个时候特别是非复杂产品的销售、财富管理服务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招行副行长汪建中表示,今年上半年,整个招商银行零售财富管理取得非常好的成效。经过这几年不停地打造和累积,招行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线上化经营能力,而疫情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上半年,招商银行整个财富管理发展速度非常好,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个指标是客户管理总资产,上半年增长了10%以上,规模达到8.2万亿以上;第二个指标是财富中收增长了近34.09%,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   上半年财富管理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疫情情况下大量的客户都不能到工作场地,也不能外出,都在家里面,客户经理也都在家里面,恰恰线上经营能力就是整个财富管理的胜负手,显示出招商银行独特的优于同业或者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能力。比如,在复杂产品的流程配置和支撑上,我们优于互联网。   第二个原因,招行在中台能力的打造上发挥了巨大的效能。今年资本市场的行情较好,招商银行在公募基金销售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定制化,会按照不同客户分层的属性,专门为招商银行客户定制一些基金。第二,关注客户的体验,关注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我们是比较反对爆款的,在今天这个形势下,我们一直约束跟我们合作的基金管理公司,要求他们一定要约束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资产的规模,所以说我们是反对爆款的。”   第三个原因,造就了一支非常强的队伍,从总行到分行,到前端的支行客户经理,整个队伍的打造现在是很稳定的。第四个原因,整体协同能力,从投行到资产管理,到零售的财富管理,到托管形成的整体封闭式的循环链,产生飞轮效应。   最后,今年资本市场不错的表现给整个财富管理转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招商银行在净值化转型方面走得比较快。过去我们给客户配置的类固收产品比重比较大,而今年私人银行在客群发展较快的同时,在整个客户资产配置的结构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类固收的产品已经压降得比较低,替代的是各种新的权益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而且替代效果非常好。   首次披露对公FPA   田惠宇表示,招行在五、六年前提出“四期叠加”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公司业务的转型。“四期叠加”是指银行业面临四大冲击:利率市场化、融资脱媒、互联网金融和经济下行。其实从长期来看,“四期叠加”对公司业务的冲击更大、更直接。   招行为了应对“四期叠加”,当时就提出“一体两翼”战略定位。“一体两翼”不是一个独立的、割裂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零售业务是生命线,是“一体”;公司业务布局要为“一体两翼”服务。其次,公司业务要看到一个最大的基本面变化,就是整个全社会的融资总量和结构在未来一定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会影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做间接融资服务是商业银行的长项,直接融资是短处。这个短处不是说一个项目来了以后,你会不会做的问题,而是是否拥有体系化的能力。   就像零售业务需要体系化的能力一样,批发业务同样需要体系化的能力。比如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传统的风险管理主要是看三张报表,对客户评级、给予授信,再根据不同的产品区分额度。这种做法在服务直接融资的项目的时候是无效的,风险管理能力覆盖不到这一部分,当然还需要风险管理队伍能力的提升。   所以,整个公司业务的转型,就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在未来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商业银行如果不想被融资脱媒脱掉,就要加快转型,建立面向资本市场的服务能力,而且是体系化的能力,这不是一日之功。所以招行已经在四五年前就开始布局了,包括FPA(客户融资总量),实际上和社会融资总量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在今年的特殊形势下,招行今年在中期业绩披露的时候首次介绍了FPA。在内部考核的时候,判断客户经营团队对客户的服务能力,就不是简单地看传统的表内贷款做了多少,而是整个帮助客户融资做了多少。客户融资,既包括间接融资,也包括直接融资。   田惠宇说:“所以可以这么说,这套做法在招商银行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不是仍在讨论的阶段,而是早已这样做了。当然,各方面能力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什么事情都要开头,有了开头,只要朝着这个正确方向一直走下去,我相信我们的公司业务一定会像零售业务一样,形成面对新的市场环境的体系化能力。”   “打破竖井,赋能减负”   招行在半年报里面提到,以“打破竖井,赋能减负”为重点,推动组织和文化的开放融合,强调轻型文化建设和治理大企业病。   “我们提出‘打破竖井’‘赋能减负’和‘清风公约’,感觉很多的分析师并不是很关心,所以你提这个问题我是挺意外的。金融分析师和投资者一般都是关注数字,不关心这些比较虚的东西。”田惠宇说,招商银行的整个战略,每次有机会我还是想重复一下,就是轻型银行。战略转型除了有上半场,还有下半场。上半场是轻资产、轻资本;下半场是轻管理、轻文化。   轻管理,其实就是针对企业从小变大过程中出现的熵增。就像人一样,从小变大以后,新陈代谢的能力下降了,各种毛病都出来了。机构也是这样,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都一样,这跟社会制度没有关系。所有的机构,包括美国的大公司,大到一定的程度一定会出现大企业病。目前招商银行市值位居全球银行第六,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大企业病。所以,轻型银行转型进入到下半场以后,很自然就把轻管理和轻文化提到了招商银行组织进化这么一个高度,这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所以,就要“打破竖井、赋能减负”。   打破竖井,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很多大机构内部竖井重重。我相信可能你们公司也有这个问题,两个部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别说协同合作把力量共同作用于市场、服务于客户,不以邻为壑就已经不错了。这是“大公司病”的典型体现。这种竖井,在业务上体现为不协作、不合作,在系统上体现为数字和系统不能打通,整个组织效率会越来越低,客户的服务体验也就不会好。你说“以客户为中心”,当竖井重重的时候,怎么做到以客户为中心?当竖井重重的时候,员工怎么会体验好?员工体验不好,客户体验怎么能好?所以就有了以上这些。招行从去年年中工作会议之后正在全力推进这项内部管理的变革工程。   田惠宇表示,在招商银行看来,为客户创造价值是最重要的目标,具体的经营指标上来看就是AUM。AUM反映了招行零售财富管理为客户服务的能力和客户对我们的信任程度。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追求活期存款,去诱导或者动作变形去抓存款,“盯着存款抓存款、盯着活期存款抓存款”,这样的客户服务体系一定会变形。招行一直坚持做大AUM导向。其实,AUM和活期存款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使两者之间有矛盾,跳出“存款抓存款”,跳出“活期存款抓活期存款”比“盯着存款抓存款”的效果要好。比如说,在月底的时候,为了把存款数字冲上去,搞一个营销奖励活动,可能在短期内可以把指标冲上去,但这会从根本上伤害客户服务体系。所以,如果说AUM和存款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坚定选择AUM,或者说我们会坚定地选择为客户创造价值。   (作者:辛继召)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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